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，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，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，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，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。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、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这些“现代人”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、自足、丰腴、活泼，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。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，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。
我们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“桃花源”里，极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个出口，只想让他一直待在里面，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假设，一种幻想和向往。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片灿烂，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居所。我们现代人羡慕陶渊明，是羡慕那种富足、自由和清闲的生活，却从不愿正视和面对他的万般焦虑和饥肠辘辘实际上，是过一种富足生活还是过没有羁绊的生活，二者常常不能兼得。面对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，面对他在贫困中的挣扎，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那样得不自由，那样得没尊严。于是我们也会忘记陶渊明在官场里的那些狼狈，四进四出的艰涩和犹豫。这些犹豫正表现出挣脱之难，因为诗人还抱有现实的希望：试图缓解经济上的拮据，能够活得“体面”。然而，以前官场上的“体面生活”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，这种痛苦比较后来的乞讨哪个更大？究竟是陶渊明自愿走到了一种苦境中难以回返，还是他实在觉得后者的痛苦比较起来更能够忍受？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回答。
诗人到了特别困难的时候，还有好几次应召的机会，但他都拒绝了。这一切显然是关乎自由和尊严，关系到生命深层的痛苦记忆。没有这些记忆作为参照，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生活中，陶渊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坚持下去的。那种痛苦到底有多深，一个永远在功名利禄中混迹，或从未混迹过的人，大概是无法理解的。
尊严感越强，精神的洁癖越重，越是意味着他在总结自己的时候，将发现更多的瑕疵和污迹。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很高。古人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“箕山洗耳”的故事了，它讲的是上古尧帝派使者来箕山见许由，想把帝位让给他，许由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，就跑到颍水里洗耳朵。巢父正巧牵牛过来饮水，得知缘由后，就怪许由招摇惹事，把水弄脏了，脏了他的牛嘴。如果把标准提到类似的高度，陶渊明会是很苦的，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。
陶渊明并不是回来种地就割断了以往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当他深夜无眠的时候，肯定会想起许多令自己愧疚的关节，很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，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？他会后悔没有更早地离开那里，这从《归去来兮辞》和其他诗篇中都能看到。
《赵孟頫书归去来辞》
陶渊明的那些田园诗把个人生活审美化了，这一点特别了不起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把歉收与劳累，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，都能够审美化。一般农民是不会用那种口气谈论“草盛豆苗稀”的，可就因为陶渊明是非同一般的农耕者，他才拥有了这样的审美力与特别心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（《归园田居五首·其三》）田间劳作的辛苦在诗中尽是一种恬美、自傲和满足。
把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审美化，主要还不是一种高超的写作能力，而更多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，也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尊严。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，又怨又怒，无法超越苦难，就会丧失全部审美的趣味。这样的人终究是物质和世俗之人，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不停地诉说和渲染自己的苦难，甚至当成莫大的资本去夸耀，断然不会有新鲜的创造力滋生出来。
《陶渊明集笺注（修订本）》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）
陶渊明这样一个灵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他大多数时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败来判断事物，也就不会把官场的成功与否，把物质收获的多寡作为自己的唯一衡量指标。他的内心深处，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。当他觉得心中不可忍受，那种懊悔和委屈一旦满涨起来，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对比那些腰缠万贯、权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，陶渊明的尊严感极强也极真实。他无奢望，流汗水，不折腰，躲开危险，心怀藐视。我们会在这种参照下发现，那种物质和世俗层面上的所谓“成功”者，一生要折损多少个人尊严、埋没多少精神觉醒。无数的委屈接受下来，渐渐就让一个人精神麻木起来，让他的尊严长期地睡去，怕是再也拍打不醒。
有的人只是浅睡，所以总有一天还会醒来。醒来的频率和时间也就决定了生命的品质。陶渊明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的尊严常常是醒着的。
（选自张炜著《陶渊明的遗产》，原标题为《精神洁癖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1月出版）
《陶渊明的遗产》 978-7-101-11394-5 42.00元
《陶渊明的遗产》以对人性的深入思考、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、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，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。在他看来，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精神符号，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“现代病”的巨大能量。